即便早年是一名外科医生,起初的十几年时间里,彭先生也没有真正意识到,母亲生活中的异常,是病了。

“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”


(资料图)

直到五年前,老人摔倒骨折后出现谵妄,觉得儿子和医护在迫害她,语言愈发尖刻;彭先生确定,长期以来母亲性情改变的背后,有哪里不对劲。同年年底,母亲在北京老年医院记忆门诊确诊了额颞叶痴呆——痴呆症的一种。

在病房里,央视新闻《相对论》栏目组见到了这对母子,起初,老人把记者庄胜春认成了她的儿子。

国家卫健委2022年数据显示,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。他们身后,是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最亲近的陌生人。

有没有可能做些什么,让病痛和陌生来得晚一些?

变化的线头,埋得久远。

彭先生模糊地回忆起一些片段——大概十几年前,他正在事业上升期,经常是在公司开着重要的会,接到母亲的电话:“你赶快回来,我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谈。电话里不能说,非常重要,必须面谈。”赶回家一看,“重要的事”,是家里桌上多了一袋方便面,“家里一定进人了,你得处理”。

印象中的母亲,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,彭先生想不通。一次又一次 “可笑的小事”,“很烦,也讲不通”。

“那个年代,精神类疾病在公众的认知里头,都还像一片荒漠一样。”

“侥幸”没有发生。

不对劲的事,出现得越来越频繁。2015年,47岁的彭先生为了照顾母亲,不得不选择辞职。

2018年,母亲摔倒骨折后,症状更重了。时钟昼夜颠倒,白天“30秒不说话,就睡着了”;到了晚上却不停起夜,“一晚上起来10次是正常的事”。

彭先生尝试过自己照护, “一晚上后,整个人就像踩着棉花。它不是一个片段、一个场景,是一个连续24小时不断的高压状态,像捧着一个随时可能会炸开的东西。”

精神崩溃边缘的彭先生,换过5位护工,但母亲的状况超出了居家照护的能力极限,把母亲送进北京老年医院认知专科病房后,病情才有所稳定。“北京的医疗资源优越很多,她才能在这样的资源体系上享有这样的生活质量。”彭先生感叹,那些经济和医疗条件不足的家庭,怎么办?

权威研究显示,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中,15.5%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,估算达3877万人。而三到五年后,有三分之一会进展为痴呆症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如果能早一点筛查、诊断和干预,结果可能大不一样。

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记忆门诊,不少病人已经进入中晚期,走失过几次,家人才意识到带来看病。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魏翠柏告诉央视新闻《相对论》记者庄胜春,如果在痴呆前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给予治疗,病情能够长时间延缓,甚至不进展,还有一部分甚至可以逆转。但是,“如果进入痴呆阶段,因为脑细胞大量丢失,再想逆转就很难了”。

“早筛查、早诊断、早干预”,是《“十四五”健康老龄化规划》中,提到建立老年痴呆综合防控机制时的关键三要素。在2020年国家卫健委编制的《探索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中,要求试点地区65岁以上老人认知功能筛查率达80%。

回想当初,彭先生的遗憾,带着无奈。但现在,即使有了更多筛查的条件,要实现早筛,仍不容易。

2019年起,北京连续四年开展老年人免费脑健康体检(痴呆风险筛查)项目,据提供体检软件支撑的北京师范大学老年脑健康研究中心表示,累计有70万老人参与了检查。

而在今年五月海淀区上庄镇的体检现场,记者看到,老人们6点多就来排队了,但这个脑健康体检,有些老人不愿做。

“我不痴呆,你筛查我做什么?”吕继辉认为,早筛最大的困难,是民众的接受度和知晓率。

作为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的主任医师,她在记忆门诊见过不少“否认症状”的病人;如今,医院和上庄社区建立医联体,她每隔一两周会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,“我们主动去社区筛,但筛查出有问题,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你的结果,或者不认为这是个问题。”

我们在现场看到,一次脑健康筛查,至少需要15-20分钟的问答测试。早筛的困境,除了老人的配合度,“还缺做检查的专业人员,也缺方便又便宜的检查工具。”魏翠柏介绍,现有的PET检查和脑脊液检查,可以提前反映10到15年的病变信息,但是因为价格昂贵,很难推广,“我们正开发新型检查方式,比如VR技术监测人眼的扫视和跟踪速度,几分钟就可以测试。再过个三四年,国家这方面的产品应该会比较多了。”

魏翠柏坦言,作为这个疾病的专家,她也会有恐惧,“我经常跟学生说,好好努力,要研发出新的手段和药品。”

四月末,北京老年医院认知专科病房旁的小花园,紫藤花挂满藤架,闻得见清淡的花香。每周六下午一点,彭先生都会来探望母亲。每一次,他都会问起同一个问题:“我是谁?”

这天,母亲插着鼻饲的喉咙里,含混吐出两个字:“小青。”

半年来,母亲第一次认出自己。“但高兴也就是一闪而过吧,因为我知道,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一个瞬间”,彭先生露出一点笑容: “今天天气真是不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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