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早年是一名外科医生，起初的十几年时间里，彭先生也没有真正意识到，母亲生活中的异常，是病了。

“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”

(资料图)

直到五年前，老人摔倒骨折后出现谵妄，觉得儿子和医护在迫害她，语言愈发尖刻；彭先生确定，长期以来母亲性情改变的背后，有哪里不对劲。同年年底，母亲在北京老年医院记忆门诊确诊了额颞叶痴呆——痴呆症的一种。

在病房里，央视新闻《相对论》栏目组见到了这对母子，起初，老人把记者庄胜春认成了她的儿子。

国家卫健委2022年数据显示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。他们身后，是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最亲近的陌生人。

有没有可能做些什么，让病痛和陌生来得晚一些？

变化的线头，埋得久远。

彭先生模糊地回忆起一些片段——大概十几年前，他正在事业上升期，经常是在公司开着重要的会，接到母亲的电话：“你赶快回来，我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谈。电话里不能说，非常重要，必须面谈。”赶回家一看，“重要的事”，是家里桌上多了一袋方便面，“家里一定进人了，你得处理”。

印象中的母亲，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，彭先生想不通。一次又一次 “可笑的小事”，“很烦，也讲不通”。

“那个年代，精神类疾病在公众的认知里头，都还像一片荒漠一样。”

“侥幸”没有发生。

不对劲的事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。2015年，47岁的彭先生为了照顾母亲，不得不选择辞职。

2018年，母亲摔倒骨折后，症状更重了。时钟昼夜颠倒，白天“30秒不说话，就睡着了”；到了晚上却不停起夜，“一晚上起来10次是正常的事”。

彭先生尝试过自己照护， “一晚上后，整个人就像踩着棉花。它不是一个片段、一个场景，是一个连续24小时不断的高压状态，像捧着一个随时可能会炸开的东西。”

精神崩溃边缘的彭先生，换过5位护工，但母亲的状况超出了居家照护的能力极限，把母亲送进北京老年医院认知专科病房后，病情才有所稳定。“北京的医疗资源优越很多，她才能在这样的资源体系上享有这样的生活质量。”彭先生感叹，那些经济和医疗条件不足的家庭，怎么办？

权威研究显示，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中，15.5%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，估算达3877万人。而三到五年后，有三分之一会进展为痴呆症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如果能早一点筛查、诊断和干预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。

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记忆门诊，不少病人已经进入中晚期，走失过几次，家人才意识到带来看病。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魏翠柏告诉央视新闻《相对论》记者庄胜春，如果在痴呆前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给予治疗，病情能够长时间延缓，甚至不进展，还有一部分甚至可以逆转。但是，“如果进入痴呆阶段，因为脑细胞大量丢失，再想逆转就很难了”。

“早筛查、早诊断、早干预”，是《“十四五”健康老龄化规划》中，提到建立老年痴呆综合防控机制时的关键三要素。在2020年国家卫健委编制的《探索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中，要求试点地区65岁以上老人认知功能筛查率达80%。

回想当初，彭先生的遗憾，带着无奈。但现在，即使有了更多筛查的条件，要实现早筛，仍不容易。

2019年起，北京连续四年开展老年人免费脑健康体检（痴呆风险筛查）项目，据提供体检软件支撑的北京师范大学老年脑健康研究中心表示，累计有70万老人参与了检查。

而在今年五月海淀区上庄镇的体检现场，记者看到，老人们6点多就来排队了，但这个脑健康体检，有些老人不愿做。

“我不痴呆，你筛查我做什么？”吕继辉认为，早筛最大的困难，是民众的接受度和知晓率。

作为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的主任医师，她在记忆门诊见过不少“否认症状”的病人；如今，医院和上庄社区建立医联体，她每隔一两周会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，“我们主动去社区筛，但筛查出有问题，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你的结果，或者不认为这是个问题。”

我们在现场看到，一次脑健康筛查，至少需要15-20分钟的问答测试。早筛的困境，除了老人的配合度，“还缺做检查的专业人员，也缺方便又便宜的检查工具。”魏翠柏介绍，现有的PET检查和脑脊液检查，可以提前反映10到15年的病变信息，但是因为价格昂贵，很难推广，“我们正开发新型检查方式，比如VR技术监测人眼的扫视和跟踪速度，几分钟就可以测试。再过个三四年，国家这方面的产品应该会比较多了。”

魏翠柏坦言，作为这个疾病的专家，她也会有恐惧，“我经常跟学生说，好好努力，要研发出新的手段和药品。”

四月末，北京老年医院认知专科病房旁的小花园，紫藤花挂满藤架，闻得见清淡的花香。每周六下午一点，彭先生都会来探望母亲。每一次，他都会问起同一个问题：“我是谁？”

这天，母亲插着鼻饲的喉咙里，含混吐出两个字：“小青。”

半年来，母亲第一次认出自己。“但高兴也就是一闪而过吧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一个瞬间”，彭先生露出一点笑容： “今天天气真是不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