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日报客户端 | 作者 杨家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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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永乐七年，朝廷设立通州粮仓，经过多次扩建，正统元年，定通州仓名。清初，通州有三座粮仓，即西仓、中仓和南仓。清乾隆十八年，大运南仓并入中、西仓。此后，通州有大运中仓和大运西仓两座粮仓。储存在通州仓的漕粮主要有保障京城官员、军士米粮供应，临时调拨充当军粮，稳定京城物价，赈济灾民这几个方面的用途。不难看出，明清时期的通州是漕运仓储之重地。同时，通州地势较低，“多河富水”，为“九河下梢”，是北京的主要排水口，防汛成为通州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。
多措并举保防汛
通州粮仓收储从南方漕运而来的数百万石漕粮，是统治者能够直接调用的粮食，所以各朝对通州仓的安全十分重视，尤其是将防汛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规划入手，设计独特水系。通州城利用潞水（北运河）和古高粱河（通惠河）设计了天然的护城河。明万历二十二年，“户部郎中于仕廉周视两城隍并可为池，请引通惠河注之。诏浚三千三百余丈，加深二尺许，广视深四倍，建闸一、桥四。”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护城河防御体系。这样的设计，不仅解决了通州城西护城河和南护城河的问题，而且还“积水丈余”，具备运输的条件。史书也明确记载该水道连接了土坝与中西两仓，具有水运功能。从万历二十二年后，护城河“可通漕舟，省陆挽费。”
除此以外，通州古城还十分注重对水的利用。在北城，设计者设置了两处大的湖泊，即西海子和东海子。在南部，设计者在西水关、东水关附近和粮仓附近，设置了四处水渠。这样的水系设计，既能起军事防御（护城河）、防洪排涝、粮食运输、城市消防等功能，还能起到塑造城市景观，调节小气候等综合作用。
多措并举，加强防洪排涝。每到夏季，通州粮仓很容易遭受水涝之灾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对天气的预报能力，防洪能力很有限。主要通过修缮通州城，兴修运粮道路，加固粮仓的仓墙和路面等做法，最大限度防止粮仓被淹和路面泥淖的情况出现，确保粮食安全和运粮顺利。
明弘治十八年，朝廷对京通二仓晒米场基，地面铺砖，“庶雨后不以淖妨，可免运卒久候之苦。……令运卒自明年为始，带运张家湾诸厂砖，随粮转送，听总督官佣匠甃砌，其费于折收芦席方版银内给之。不必限年，以渐缮完乃止。”由于此工程朝廷缺乏强有力的推动，让运卒自带砖料，也没有限定工期，所以效果并不好。到万历三年，总督仓场侍郎毕锵又将通州西仓、南仓和中仓三仓晒米场铺砖的事提出来，大概需要“用砖五百六十三万余”。但这项提议被工部反对。最后万历皇帝拍板：“晒场亦军国急务，二部还会同计处。”也就是说，皇帝把通仓晒场铺砖工程视为与建皇陵和天坛一样重要的大事。
综合施策，防止粮食霉烂。防止粮食霉烂也是一项重要任务。明前期，宣德、正统、景泰等朝，漕粮充足，当时京通二仓，尤其是通州仓，经常缺乏仓廒收受新粮，所以朝廷不时下令提前发放俸粮，以缓解仓廒之不足。弘治以后，由于支出日繁，粮储数额逐渐减少。到正德时期，朝臣常为粮储不足感到忧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不大可能出现粮食霉烂情形。万历初期，张居正力行改革，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财政状况，京通仓储又呈现出充溢局面。万历六年，吏科右给事中王道成向皇上奏：“京通二仓，米多陈腐不可食。”又过了几年，到万历十五年，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反映：“通州，京师之咽喉……而三仓米多浥烂”。由于通州粮仓储量上升，粮食霉烂的情形也不可避免。
清代仓厂总督衙门《漕运底账及花名册》，现藏于通州博物馆。
巡查监督，形成震慑
明朝政府对京通粮仓的管理十分重视。关于京通粮仓管理官制，在明朝初期并没有形成定制，岗位的立废，人员的增减，变化很大。明朝政府从宣德开始，在京通粮仓的管理上，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体制。
设立巡仓制度。仓场总督设于宣德年间，但是并不是专职管理仓场事务。正统三年，在东城裱褙胡同旧太仓内正式设立了总督仓场公署。但巡视仓场者仍“兼理部事”，直到正统十二年，因户部官上言“仓场事繁，宜专官理之”，才罢兼理之制，“专巡视京师仓场”，此后渐成定制。总督仓场公署之下，设有京通二坐粮厅，在京者称京粮厅，在通州者称通粮厅。此制始于成化十一年，后来虽略有变动，但是此制一直延续。通粮厅实际就成为仓场总督管理通州粮仓的实际执行部门。
为监督京通二仓漕政，明朝廷也设立了巡仓御史。从宣德九年始，令御史巡视仓廪。到了清代，在仓场事务管理制度上，基本延续了明代形成的制度。稍有不同的是，户部设满汉侍郎各一员负责管理京通仓场事务。清顺治初年，满汉侍郎在户部办公。顺治十五年，户部在崇文门外设立仓场衙门，每年春季开始，南方漕粮抵达通州之前，负责仓场衙门的官员出巡通州，驻扎在通州新城南门内的总督仓场公署，处理与漕运有关的各项事宜。
推行“样米”制度。为了保证仓粮质量，朝廷制定了“样米”制度，规定“各处起运京仓大小米麦，先封干圆洁净样米，送（户）部转发各仓收，候运粮至日，比对相同，方许收纳”。鉴于各仓官攒人等往往勾结外人盗窃仓粮，或者揽纳虚收，或者冒支滥出，以致仓粮亏耗，朝廷对仓粮收支作出严格规定。
到了清代，朝廷对京通粮仓的粮米的管理，制度十分细致严密。新收贮的粮米一般都有一定的水分，为了能够晾干去掉水分，朝廷颁布制度，对如何开窗进行详细规定，并且对如何开闭廒门也有具体规定。
严肃追责问责。在明代粮仓的监督管理上，巡仓御史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。嘉靖七年，御史王重贤等人向皇帝上陈三件事，其中一件事就是“肃仓场。言京、通二仓兼收粮运自官吏以及军斗诸役留难需索，蠹弊多端。宜严行禁约。”天启元年，监督通州仓户部主事张汝元，因擅自倒卖粮食被揭发，降一级并被调往京外任职。
为了杜绝各仓因管理不善，陈米霉烂而亏缺，用新米充数的问题，严格要求各仓进廒漕米都要按年存放，新米不许与旧米共存一廒。并且规定：“收过米数，并验收监督及经管仓攒姓名，于每年月日收、贮、开写明白，贴在廒门。仍注明循环簿上报部。”一旦陈米出现霉烂、虫蛀等情况发生，相关责任人“一并交送吏部分别议处，其经承攒役仓场严刑处治。”
到了清代，对漕粮霉变的情况，处置十分严厉。当时有关条例明确规定：因不谙漕务，封闭舱门，以致漕米霉变，由旗丁赔补；因沿途欠风晾导致漕粮霉变的，领运官革职，押运官降级调用，漕督、粮道坐夫失察降级，损失米额并令漕督、粮道、县、帮分别赔偿。在通州起卸后发生霉变，主要原因是运米的经纪、车户勾结漕务官吏掺水所致，造成的损失由经纪和车户赔偿。
（作者为北京市政协委员、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）
